蒋勋的妻子简介,蒋勋:为什么那么多的现代女性选择单身?

2023-02-23 15:02:01 婚恋情感 茜茜

传统婚姻中的女性

在大学任教时,从学生的自传中发现,单亲的比例越来越高。 从三分之一逐渐提高到了二分之一。

这在我的成长过程里,是几乎不会发生的事情,不管夫妻之间感情再不睦,家庭暴力如何严重,夫妻两人就是不会离婚,因为在道德伦理规范下,离婚是一件很可耻的事。

但80年代以后,女性对离婚的接受度也有所提高,但她们比男性更难接受婚姻离婚。

在此期间,整个社会不仅经济体制、社区关系发生了变化,家庭形态也发生了变化。 我在《因为孤独的缘故》这部小说中试图写出整个社会伦理转折阶段人的自我定位的再调整。

小说用第一人称“我”,描写四十六七岁左右更年期后期的女性,她的身体状况和面临的问题。

当时,我有点想我妈妈。 她四十五岁之后有很多奇怪的现象。 当时,我大约二十出头,没有听说过任何更年期,也对理解不感兴趣。 只是,我在想为什么妈妈的身体经常不好,是这边痛,还是那边不舒服。

那时,几个兄弟姐妹都长大了,离家就业学习,最小的弟弟也大学毕业住在宿舍里,经常接到妈妈的电话。 回家带她去看病,持续了一年多。

有一天,医生偷偷告诉我。 “你妈妈可能是更年期,她没什么病,只是不停地说身体不舒服。 & #039;

这是我第一次接触“更年期”这个名词,看了几本书,除了生理上的自然现象,还有一位带着六个孩子的专职妈妈,孩子长大离家后,对房间里的空洞和寂寞,她可能一时适应不了,于是就生病回家了

正如医生对我说的,她的心理问题大于身体问题。她的一生都在为家庭奉献,变成了惯性,即使孩子各有一片天了,她一下子也停不下来,因为从来没有人鼓励她去发展自我的兴趣。

所以我在小说中用“我”来检查自己年轻时对母亲心理状态的疏忽。 我假设“我”是那个年代的母亲,会卖掉公家的宿舍。 孩子都离开家,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,所以和父亲一起住在小公寓里。

更年期的寂寞心事

“我”和丈夫之间的夫妻伦理,我想我一辈子也没见过不那么亲密、不谈心事、外国电影里不会拥抱、接吻等动作的——父母在做。 在那个时代生孩子和“爱”是两回事。

父亲从来没有对生母说“我爱你”,我相信到了高龄之后彼此说的话也越来越少了。 请回想起来。 我父母在老年阶段一天说的话,恐怕不到10句吧。

小说中的“我”,面对比她大两岁的丈夫,戴着老花镜,每天看报纸。 她想和他说话,但她说的一切都被丈夫认为很无聊。

她住在三楼的公寓里。 四楼有两家。 一家是单身的刘老师,是因喜欢孩子而出名的老老师。 一户是单亲妈妈张玉霞,带着一个叫“娃娃”的孩子。

张玉霞是一位职业妇女,有自己的事业,而小说中的“我”,却过着只有丈夫和孩子的生活。 她唯一的孩子诗去美国留学后,突然中断了和孩子的关系。 白天,丈夫上班的时候,她一个人住在公寓里,很寂寞,所以开始通过听觉判断公寓里发生的事情。

她从脚步的速度和开锁的声音就能知道上楼梯的人是谁。 例如,张玉霞说:“开锁的声音很快,一圈一圈地急速转动,后来,在铁门被重重撞击后,陷入了巨大的寂静。 ”

如果是张玉霞的儿子娃娃,是八岁的男孩子的话,回来会像猫一样轻。 打开门锁的声音也很小,好像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回来了或者出去了。

小说里的“我”分析着公寓里别人的心理问题,自己却是处在最大的寂寞之中。

“单身女性”的新伦理

“我”正经历更年期,丈夫也不怎么理她,她想找个朋友和张玉霞交往。 她见到人偶,问了他的姓,他说是张。

所以有一天,她见到张玉霞的时候,叫了她的太太,出乎意料地,张玉霞回答了她。 “叫我张玉霞,我现在是单亲,娃娃是我的姓。 ”

“我”受到了很大的打击。 因为她那一代的伦理,既没有父母,也没有孩子,也没有母亲的姓,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当场发呆。

小说中的张玉霞,是台湾一个小镇邮局的女职员,她认识了一个在小镇当兵的男孩,两人交往并有了关系。 男孩退伍出城时,她怀孕了,但她发现连这个男孩的地址都没有。

她找到了他所在的部队,在男孩入伍的第一天说:“这两年的兵役很无聊。 必须在这个城市恋爱。 两年后去了,知道说了“各不相关”。

张玉霞在这种情况下,生下了娃娃,在唯一的恋爱经历中,充满了怨恨。 但她还是独立抚养娃娃长大,让娃娃给她起名。

这种伦理是小说第一人称“我”所不能理解的,但在80年代的年轻女性中逐渐形成。 今天的台湾更奇怪的是,我们在报纸上会读到名人说:“我没有结婚,但我想要个孩子。”这样的新伦理已经慢慢被接受了。

但对“我”来说,这太难得了,当晚睡觉时,她迫不及待地问老师:“楼上四楼的A老公不叫小张! ”。 她一结束,她的老师说:“冷静地从他的老花镜上面无表情地凝视着。”“别在意那么多! ”。 仍然面无表情地继续看报纸。

这让“我”受挫。 他们一天对话不到10句。 里面写着“没意思! ”的人可能也有。

“少管闲事! ”但这是她最亲近的人,伦理规定他们晚上睡在一张床上,但他们肉体和心灵都没有任何关系。

我认为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。一张床是一个伦理的空间,规定必须住在一起。可是在这张床上要做什么?要经营什么样的关系,却没有伦理来规范,也就是有伦理的空间,但没有实质内容。

停止抱怨,完成自我

我有一个学生,长期住在国外,每隔几年就回来看望在台湾中南部的父母一次。 他母亲不经常给他打电话。 给他打电话是抱怨他的父亲,喜欢赌博,也不再把存款拿去炒股了……

在他的记忆中,从小到大,妈妈就一直抱怨爸爸。 后来,他又回来的时候,同样听到母亲的抱怨,抱怨到最后哭了,“我受不了了。 我不能和他生活。 ”。

这些话重复了好几次,连我的朋友也受不了,他对妈妈说:“好的,我明天带你去离婚。 ”。 结果,母亲哭得更大声,生气地骂了他。 “你这个不孝顺的孩子,怎么能这么说? 我该怎么办? ”

这就是伦理的纠缠,她无法把离婚这个行为合理化,只能抱怨,不停地抱怨,把抱怨变成伦理的一部分。她赞同抱怨的角色,想用一生来扮演这个角色。

看电视剧里的婆媳角色,不也是吗? 该剧本始终是一个卖点,体现在伦理孤独中一直存在着其潜意识的结合,大部分是女性。

所以她选择哭泣和抱怨,她拒绝思考; 如果她开始思考的话,她不会哭的吧。 她会想怎么解决问题呢? 但她哭了,说只是想发泄一下感情。

今天,有个女人说:“我没有结婚。 我没有丈夫。 只有一个孩子。 ”。 除了经济上的支持,她还需要体制的支持来做这件事。

日本也有类似的现象。 日本离婚率最高的年龄段是中年以后,孩子长大离家后,认为作为妻子的责任已经尽了,提出离婚,他说:“我不会再忍受了。” 容易让丈夫吃惊。 这样的报道越来越多,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年轻夫妇会离婚。

据说这是因为婚姻大部分是为了伦理的完成,伦理完成后,她可以追寻自己。 但请参阅在充分地完成自我之后,再去建构伦理,伦理会更完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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